巧施脱身计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从上海又回到了长沙。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发展十分迅猛，革命的火焰遍燃三湘大地，尤其是长沙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达到了高潮，工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很快，全省已有大大小小的工会二十多个，工会会员达五万余人。
这些有组织的工人绝大多数都参加过罢工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从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积极分子后来还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了更好地领导这些已经觉醒了的工人开展革命斗争，成立一个地区性的工人组织，便提到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于是，毛泽东在积极筹划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湖南全省工人运动的组织。十一月五日，人海翻腾，彩旗飘扬，湖南全省工人团体联合会正式成立了，这是继武汉工团联合会以后成立的全国第二个地区性统一的工人组织。
在湖南工团联合会总部，毛泽东正与副总干事郭亮及工人领袖们开会。到会的代表人人摩拳擦掌，个个情绪激昂。场内掌声不断，热浪翻涌。
站在主席台前的毛泽东兴奋地说：“好，我们湖南工团联合会从现在开始，正式成立了！湖南工人运动从此有了自己的公开组织和指挥机关。”
掌声过后，毛泽东又接着说：“大家推举我为总干事，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就不再推辞了，恭敬不如从命！”
毛泽东坐下来，点燃一支烟，然后底气十足地说：“湖南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使赵恒惕政府越来越惶恐不安。他们到处造谣污蔑工人运动，说搞工人运动的是‘过激派’，是得了外边的钱。还说工人运动倡导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他们还放出了将对罢工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赵恒惕这只老狐狸，他和张敬尧一样狡猾、顽固、反动。”
罗学瓒接着说：“最近他们不断寻衅滋事：长沙西区警察署摘下了人力车工会的会牌，长沙县署准备重新封闭理发工人开的七家新店，旧缝纫工会的封建把头不断挑拨工人之间的关系。我看，不论赵恒惕是一头恶狼还是一只狐狸，我们都要教训他一下！”
毛泽东十分赞成地点点头：“对，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揭露谣言，保护工会，我们也得狠狠地教训他一下！湖南是一堆干柴，我看那位省长大人目前还不敢玩火，我们要争取主动，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他的‘省宪法’攻破他的禁令，大家说好不好？”
“好！”众人异口同声。
毛泽东大手一挥，用号角一般高亢激昂的声音说：“现在，我们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第一个举动，就是同赵恒惕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长沙县衙的黑漆大门像一张狰狞可怖的鬼脸，充满着一股肃杀之气。荷枪实弹的军警排列成阵，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来往行人。前不久，这里曾发生过一次轰动全城的泥木工人大罢工。那一天，声势浩大的工人队伍从门口走过，队伍中的横幅上写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很快，长沙市的大街小巷如同一锅开水都沸腾起来了，工人、农民、学生自动地加入游行队伍。他们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要平等，要自由！”“还我集会权！”“不准解散工会！”“工会万岁！”“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
衙门里的官吏发现领头人是毛泽东，便派两个特务混入工人队伍企图捉拿他。这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很快引起工人们的警觉，他们用人墙把特务团团围住，使其无从下手。这时，毛泽东机敏地在靠墙的几棵树中间穿来穿去，不一会儿就在工人队伍中消失了……
在省长办公室内，省长赵恒惕正与警察厅长石成金、长沙县长周瀛干等人密谋如何应付眼前的危机。政务厅长吴景鸿急步走入：“报告！他们成立了湖南工团联合会，声势很大。”
赵恒惕大吃一惊，忙问：“领头的人是谁？”
“毛泽东！”
“又是他！”赵恒惕为之一震，“听说这个毛泽东在一师上学时就不是个安分的学生，省府下令要羁押他，却被他的校长以开除学籍的名义给放跑了。”
就在赵恒惕心烦意乱之时，秘书长又来报告：“省长，他们要派代表过来见你，说现在就要见。”
“反啦！他们成了天王老子啦，说罢工就罢工，想见谁就见谁，把湖南闹腾得没有五分钟安宁。”赵恒惕收敛怒气问道，“他们来了多少人？毛泽东来不来？”
“连毛泽东，共二十四个人。”
赵恒惕眯缝着小眼，嘴角闪出一丝冷笑，盯着秘书长一语不发。
“那……我去告诉他们，今天省长没空，改天再说？”
赵恒惕把手一摆：“不，让他们进来，我倒要看看他毛泽东长了几个脑袋。”
毛泽东与郭亮、罗学瓒等代表走进戒备森严的省府大楼。赵恒惕看到为首的那位曾经领导过驱张运动而声名远播的毛泽东时，像遇到迎面扑来的一股劲风，接连打了几个寒战，来者不善啊！但他后来一想，自己毕竟是一省之长，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些后生面前失态，于是又装得十分镇静。
工人代表到了，色厉内荏的赵恒惕连招呼也不打。他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度步，就像动物园铁笼子里的狮子，他要给工人代表一个下马威。当他听完工人提出的问题后，便咄咄逼人地呵斥道：“工人不要政府，共产共妻，这像话吗？难道你们要翻天呀！”
毛泽东明知站在面前的这位炮筒子就是赵恒惕，却佯装不知，藐视地说：“你老先生说的话就不对，都没道理。我们不和你谈了，我们要找省长说理去。”
赵恒惕当面受到奚落，脸红得像个猴屁股，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的幕僚马上出面解围，指着他说：“这就是省长，咱们的赵省长呀！”
毛泽东故意惊讶了一番，然后说明来意，追问道：“请问政府，你们对工界所持的是什么态度？”
面对质问，赵恒惕客气了一些，装出一副开朗大度的样子：“政府对工人完全采取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证明。政府虽听到许多传说，如总同盟罢工之类，亦以谣言置之，并未用什么压迫办法。”但他同时又指出，“目前应以开发实业为主，劳资不要互斗，以免酿成社会上的损失，望工人稍微忍让点……”
一位工人代表打断赵恒惕的话，问道：“如此说来，今年一月，代表我们说话的黄爱、庞人铨被政府杀害了，省长又作何解释呢？”
黄、庞二人是湖南劳工会的组织者，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在毛泽东的说服和帮助下，他们于去年冬天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今年一月十六日，两人公开发动工人示威游行，参加纱厂罢工，被赵恒惕下令逮捕，翌日凌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
“那是迫不得已嘛！他们收买枪支，勾结土匪，煽动造币厂罢工，图谋不轨，不这样能行吗？” 赵恒惕一番诡辩之后又狡诈地说，“这是政府对黄、庞个人的事，并不代表政府对整个工界的态度。”
毛泽东当即驳斥：“政府对黄、庞所加之罪纯属捏造，并非事实。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对他们来说故然是损失，但并不能因此停止他们必须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在名誉上、法律上的损失是不可数计的。再说，劳资关系紧张，政府应当负有一定责任，如政府促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那么工人就不会与他们冲突了。”
人是他赵恒惕杀的，这是家喻户晓的事，他再能狡辩也改变不了事实，只好强作笑脸：“是的，是的。”
这时毛泽东冷冷一笑，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取出《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集会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可是《省宪法》第十二条明文规定，‘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赵省长，宪法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集会结社。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甚至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省宪法究竟还有没有效？”
“宪法当然完全有效。” 赵恒惕只好承认，但又强调，“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
毛泽东进而指出：“如果经准许才可结社和集会，那么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也大可自由，第十二条就根本取消了。既然省长重申省宪法完全有效，那就不应该随意干涉，禁止集会结社和解散工会的禁令就是非法的，省长以为如何？”
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赵恒惕干笑几声，然后咬了咬牙对吴景鸿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吴厅长，看起来你们得收回成命了。”
接着，毛泽东又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在“省长办公室”这个讲坛上与吴景鸿展开了辩论：“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的意思将会侵犯刑事法典为词，这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动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就去干涉，那就凡事无不可只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干涉了。”
停顿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吴厅长说法律本有动机主义与行为主义两派，现在法律确是采用行为主义，但如某种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干涉。人民如无直接损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
接着，毛泽东又列举了英法不禁人民佩带手枪、必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才去干涉为证，使得蛮横无知的吴景鸿等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毛泽东的目光转向赵恒惕，谈起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贵省长在交涉之初说工人不要政府，共产共妻，这是不对的。湖南现在的工人运动不是搞无政府主义，而是信仰社会主义，‘共产共妻’等说法完全是谣言。”
赵恒惕睁大了眼睛：“你们搞的果真不是无政府主义？”
“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 毛泽东向赵恒惕作了一次社会主义ABC的义务辅导，“至于官厅文告中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的话，这完全不是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并不利。至于工人对现政府的态度，只要政府对工人有好意，工人对政府断无恶意。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动运动，但均不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及改良待遇三事。工人是有政府主义，也就是说，工人是主张要政府的，但是要为大多数劳苦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赵恒惕等作为地方官僚，他们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这帮人心目中，他们就是政府，不要政府就是不要他们。可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则茫然无知。因此，赵恒惕听了毛泽东的一番理论之后，得知工人搞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嘴巴便咧成一朵喇叭花，饿鸡啄米般地点头称赞：“工人采取这种主义，极为得当，极为得当！”
毛泽东在说理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他眉宇间挡不住的书卷气，使赵恒惕感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对毛泽东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于是装出爱护青年学生的样子，讥诮地问毛泽东：“很明显，你不是工人而是学生。你为什么要干预他们的事，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在我面前说话呢？”
毛泽东指着站在身旁的一群工人代表，对赵恒惕正色道：“省长大人，请你问一问这些工人，我是不是工人代表，假若他们说不是，我出去就是了。”
赵恒惕抬头看着那些紧靠在毛泽东身旁的势不可挡的工人代表，不敢再施淫威，理屈词穷地败下阵来。
经过三天的说理斗争，最后当局不得不答应把摘去的工会牌子马上送回，理发行业的收入由原来的三七分成改为四六分成，被捕的工人可以保释等条件。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而湖南工运却如春回大地生机勃勃，长沙造印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株萍路转运局以及常德的泥工、缝纫工、石业工都先后进行了要求增加工价、反对虐待开除工人、要求集会结社自由的斗争。
反动派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老奸巨猾的赵恒惕当时对工人运动虽还不敢大肆镇压，但对毛泽东个人则处心积虑要加以暗害，他咬牙切齿地对手下人说：“好厉害呀！这帮‘过激分子’竟想用《省宪法》来压我赵某，不能让他们羽翼丰满！湖南有个毛泽东，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一定要把毛泽东抓起来，以解我的心头大恨！”
一九二三年四月，赵恒惕终于撕下了假民主的遮羞布，他密令在全省通缉发动工人运动的毛泽东及湘区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时间，长沙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悬赏数万元缉拿毛泽东的布告。
一天，两个便衣特务窜到长沙宝南街鲁班庙，而赶来开会的毛泽东正巧与他们擦肩而过。特务不认识毛泽东，其中一个瘦家伙便搞起“诈认”来，他在毛泽东背后大喊一声：“毛泽东先生，有人找你。”
这突然其来的喊声，不禁使毛泽东小小地吃了一惊。他闻声止步，看到那两个家伙是陌生人，马上意识到是特务在耍花招，遂灵机一动，迎上前去，问：“二位是找姓毛的吗？哼，我也在找他呢！”
两个特务急问：“看来你认识毛泽东喽！”
“怎么不认识，昨晚还和他吵了一架。你们是几团的？”
“二团的。” 一个特务抢着回答。
毛泽东对二团的工友全认识，从他们的瞎扯胡诌中已看清敌人的险恶用心，于是将计就计地进一步掏敌人的底细：“听说二团的人不想干了，意见很大，你们是不是来找毛泽东反映意见的？我也是一肚子火啊！”
两个特务听了感觉很对劲，瘦个子凶相毕露地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来抓毛泽东的！”
“赵省长有重赏，只要你指一下哪个是毛泽东，喏，起码两块光洋。” 另一个特务说完伸出了两个鹰爪般的指头。
毛泽东故作神秘状，压低声音说：“喂，你们在外边等着，我先进去看看，只要毛泽东在，我就出来喊你们。我不喊你们，你们千万别进来。还有，说话要算数，两块钱先给我。”
这笔“买卖”就这样顺顺当当地成交了。
毛泽东进去之后，迅速向工会的几位负责人通报情况，并马上作出安排：把“赵省长”的两块赏钱用来买米，送给被反动派打伤的王木匠。留下几个同志瓮中捉鳖，自己则带领几个工会负责人从后门转移到别处开会。
两个特务等了一个时辰不见有人出来，觉得有点蹊跷，便闯进去看看。两人还没走到二堂，只听有人大吼一声：“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抓小偷，快来抓小偷啊！”几个工友迅速把特务捆起来，当作盗贼痛打一顿，特务越说不是贼，他们就打得越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