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了十几个小时，将熟悉的田野、村庄和山峦远远抛在身后。窗外的景色，从一成不变的土黄与翠绿，逐渐变成了连绵的、陌生的丘陵，然后是偶尔闪现的、规模更大的城镇，最后，是那片望不到边际的、灰蒙蒙的，属于城市的天空。
弟弟靠着车窗睡着了，母亲望着窗外，眼神里是茫然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我坐在他们对面，手心沁出薄汗，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混杂着逃离的解脱与对未知的、隐秘的兴奋。那个充斥着暴力、谎言与压抑的村庄，终于被我们甩在了身后。
陈先生将我们安置在邻省一个地级市的城郊结合部。一个不算新，但干净整洁的小区，两室一厅的房子，墙壁雪白，地板是光亮的瓷砖，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这一切，与我们那个漏风漏雨、充斥着霉味和争吵声的老屋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母亲似乎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安稳的“正常”生活弄得有些手足无措。她开始学着使用燃气灶和抽水马桶，小心翼翼地在光滑的地板上行走，生怕留下脚印。陈先生派人送来了基本的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包装精美的、她从未用过的护肤品。她对着卫生间的镜子，笨拙地涂抹着那些乳白色的膏体，眼神里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而我，在短暂的新奇之后，注意力很快被另一样东西牢牢抓住——陈先生通过母亲给的那笔“安置费”，以及他默许的、可以适度“挥霍”的零花钱。
那厚厚的一叠钞票，握在手里的感觉，与我之前偷偷攒下的奖学金和零星索要来的钱完全不同。它们代表着一种更直接、更强大的力量。
我第一次独自走进了市区最大的购物中心。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映出我略显局促的身影，中央空调吹出恒定的、带着香氛的凉风，与外面燥热的街道判若两个季节。琳琅满目的商品在明亮的射灯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空气中漂浮着高级化妆品和咖啡混合的、复杂而迷人的气味。
导购员穿着笔挺的制服，脸上挂着职业化的、恰到好处的微笑。她们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但当我从那个陈先生给的、质感不错的钱包里，从容地抽出几张崭新的百元钞票时，那审视立刻变成了殷勤和热情。
我买下了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过的、带有醒目英文logo的运动鞋，买下了料子柔软、剪裁合身的连衣裙，买下了包装精美的口红和眼影盘。我甚至走进一家苹果授权店，在店员略显惊讶的目光中（毕竟我看上去还像个学生），买下了一部最新款的Phone。那流畅的触感，那块清晰的屏幕，与我之前那个笨重的二手按键手机，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提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走出商场，夏日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看着玻璃幕墙上反射出的那个身影——穿着新裙子，踩着新鞋子，手里拿着最新款的手机，俨然一个城市里家境优渥的少女。虚荣心像被吹胀的气球，鼓鼓地充盈在胸口。我想起初中体育课上，那件被嘲讽的“廉价运动服”，此刻，它们仿佛被这些崭新的、带着价签的东西彻底覆盖、碾压了过去。
我去了装修雅致的西餐厅，对着菜单上那些陌生的名字，学着旁边桌客人的样子，点了一份牛排和一杯橙汁。刀叉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牛肉在嘴里咀嚼，带着一种与家里炖肉截然不同的、粗粝而原始的香气。我看着窗外车水马龙，行色匆匆的路人，感觉自己仿佛也融入了这种繁华的节奏，尽管只是浮于表面。
陈先生似乎乐见我的这种“转变”。他偶尔会打电话给母亲，语气温和地询问我们的生活，并暗示零花钱可以随时开口。我清楚地知道，他并非出于慷慨，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封口费”和“驯化”。一个沉迷于物质享受、见识浅薄的“花瓶”，远比一个心怀怨恨、野心勃勃的“聪明人”更容易掌控。他大概希望我用这些华服美食、新奇玩意麻痹自己，安心做一个被他圈养起来的、无足轻重的附属品。
我顺从地扮演着这个角色。在他安排我们去海边城市短暂旅行时，我表现出极大的兴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大海，蔚蓝，广阔，无边无际，咸腥的海风扑面而来，与记忆中山村带着土腥气的风截然不同。我们住在能看到海景的酒店，吃着昂贵的、造型精致的海鲜。我穿着新买的泳衣，走在细软的沙滩上，感受着周围投来的、或欣赏或羡慕的目光。
那一刻，站在海边，看着潮水一次次涌上退下，听着游客们的欢声笑语，物质带来的短暂满足感如同潮水般慢慢退去，心里某个角落，却泛起一种更深的空洞与冷静。
这些繁华，这些享受，如同海市蜃楼，是建立在别人（陈先生）的施舍与某种心照不宣的交易之上的。它们很美，很诱人，却也轻飘飘的，没有根基。
我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机，屏幕上是游戏里那个声音好听的男人发来的信息，问我什么时候上线。虚拟世界的陪伴，现实世界的物质，似乎都在试图填补着什么。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这些外在之物永远无法填补的。比如，那份对绝对掌控自己命运的渴望。比如，那个在物理课堂上，被赵老师用轻视的目光打量时，心底涌起的、冰冷的不甘。
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但我想要的，远不止是成为一个被物质包裹的、精致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