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码头仓库的爆炸声，仿佛一颗投入乌托里约诺斯这潭浑水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其强度远超街头枪战和黑帮火并。一名FBI资深SWAT指挥官殉职，多名探员受伤，行动现场遭遇精心设置的IED伏击，证据尽毁——这已经超出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范畴，触动了华盛顿最敏感的神经。
我和凯文，作为行动的参与者和现场级别较高的负责人之二，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内，如同被放在聚光灯下反复炙烤。我们接受了连续三轮、来自不同层面的严厉问询。
第一轮是内部调查，在联邦大楼一间气氛凝重的会议室里。负责内部事务的官员面无表情，问题尖锐得像手术刀，反复确认行动的每一个决策环节，从线索来源（赫克托的供词）、风险评估到现场指挥细节，试图找出任何程序上的瑕疵或误判。我和凯文并排坐着，如实陈述，互相补充。凯文在描述爆炸前一刻发现异常并试图拉离那名枪手时，语气沉重，手指无意识地反复捻着面前的文件边缘，那份懊恼和后怕看起来无比真实。当被问及霍奇的牺牲时，他停顿了很久，才哑声说：“那是我的失误……我本该更早察觉……” 他眼底深处的愧疚，让我都为之动容。内部调查最终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行动基于可靠线报，现场遭遇极端暴力抵抗及预谋陷阱，指挥层级无明显程序过失”，但这结论并不能带来丝毫轻松。
第二轮是面对乌托里约诺斯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他们的关注点更加“务实”，反复追问行动是否可能激化了本地的帮派矛盾，是否考虑过大规模武力行动对城市形象和千禧年庆典准备的“负面影响”。言语间，透着一种急于撇清责任、并将事件定性为“联邦层面行动失利”的倾向。凯文在面对这些质疑时，显得有些不耐烦，他强压着怒火，强调行动是针对制造了大屠杀的极端暴力分子，维护城市安全才是根本。他的据理力争，在那些更关心政治账的官员眼中，或许显得有些“不懂变通”。
第三轮，是通过加密视频线路，与华盛顿总部几位面容模糊、声音严肃的高层进行的。他们的问题更宏观，也更冷酷，反复确认事件是否可能涉及“国际恐怖主义元素”（因为提到了“纽约客人”），是否会对“国家形象”和“当前重要的政治议程”造成冲击。他们甚至隐晦地询问，乌托里约诺斯当地的政治力量（暗示民主党为保住选票）是否对调查构成了“不当阻力”。这种将血腥案件置于政治天平上衡量的态度，让我感到一阵齿冷。凯文在回答时，拳头在桌下紧握，指节发白，但他控制得很好，回答得滴水不漏。
三轮问询下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疲惫几乎将我们压垮。然而，真正的重击还在后面。
就在问询结束的当天下午，部门主管召集了所有参与此案的骨干，脸色异常难看地宣布：鉴于乌托里约诺斯市近期连续发生的恶性事件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案件可能涉及的复杂层面，华盛顿决定，由总部直接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全面接管“自动贩卖机分尸案”及与之关联的“第七码头爆炸案”的统筹调查工作。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大约五十岁年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价格不菲的定制西装，脸上挂着一种精心练习过的、极具亲和力却又带着疏离感的笑容。他叫理查德·埃利奥特，FBI助理副局长，一个在华盛顿政治圈里长袖善舞、以“忠诚”和“善于处理敏感事务”著称的人物，同时也是民主党阵营的坚定支持者。
“诸位，我知道大家最近非常辛苦，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埃利奥特开口，声音圆滑，带着政客特有的腔调，“霍奇队长的牺牲，是整个FBI的损失，我们深感痛心。正因如此，华盛顿认为，必须集中最优势的资源，以最高的效率和最稳妥的方式，彻底解决乌托里约诺斯的问题，还市民以安宁，也告慰牺牲的同僚。”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最后在我和凯文身上停留片刻。“我理解大家破案的急切心情。但越是复杂的案件，越需要讲究策略和方法。接下来的调查，将由我统一协调。所有重大行动，必须经过我的批准。所有情报线索，必须向我汇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彻底、干净，并且符合……呃……符合最大公共利益的结果。”
他的话滴水不漏，却像一盆冰水，浇在了我们这些在一线搏命的人头上。“符合最大公共利益”？这暧昧的措辞背后，几乎明示了华盛顿的底线：案件可以查，但必须在千禧年庆典前“妥善”解决，不能引发更大的政治地震，不能影响选情。
会议结束后，埃利奥特带着他的几个幕僚，直接占用了最大的那间办公室，开始“接收”所有的案件卷宗和调查记录。
我和凯文沉默地走回我们的办公区域。压抑的愤怒和巨大的无力感，像浓雾一样笼罩着我们。
凯文猛地一脚踹翻了墙角的一个废纸篓，里面的纸张散落一地。他双手撑在桌沿，低着头，肩膀因为压抑的怒火而微微颤抖。
“你看到了吗？威尔？”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嘶哑，“他们派来个什么玩意儿？一个他妈的政客！他懂怎么查案吗？他只知道怎么擦屁股！”
我无言以对。埃利奥特的到来，意味着调查将被戴上镣铐，所有的锐气和可能触及核心的努力，都可能被以“策略”和“稳妥”的名义阉割掉。
“霍奇……白死了。”凯文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里面不仅有愤怒，还有一种更深沉的、我此前未曾见过的东西——一种信仰崩塌后的黑暗。“我们拼了命找到的线索，死了那么多人……在他们眼里，还不如选票上一个模糊的指纹重要！”
凯文撑在桌沿的手臂肌肉紧绷，脊背像一张拉满的弓，压抑的怒火几乎要将他整个人点燃。办公室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喘息声和窗外隐约传来的、不合时宜的庆典试音旋律。埃利奥特那番圆滑而冰冷的讲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他本就因霍奇之死而充满愧疚和愤怒的神经。
我看着他那副即将被黑暗吞噬的样子，心中同样充满了对埃利奥特和华盛顿那套官僚做派的愤懑，但更多的，是对凯文状态的担忧。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搭档，我多年的兄弟，被这种无力和愤怒摧毁。
我走上前，没有像他那样发泄，只是将被他踢翻的废纸篓扶正，将散落的纸张默默捡起，放在桌上。然后，我走到他身边，将手按在他依旧紧绷的肩膀上。
“凯文，”我的声音不高，但尽量保持平稳，穿透他愤怒的屏障，“看着我。”
他身体僵了一下，没有立刻回头，但肩膀的颤抖稍微平息了一些。
“我知道你心里憋着火，”我继续说，目光落在窗外那些正在调试的、为千禧年庆典准备的巨型灯饰上，“霍奇的死，我们都很难受。埃利奥特……他确实是个穿着西装的官僚，他不懂我们在一线流的血。”
凯文缓缓直起身，但没有看我，眼神依旧空洞地望着墙壁上乌托里约诺斯市的地图，那上面标记着无数与案件相关的、如今却仿佛被冻结的图钉。
“然后呢？”他声音沙哑地反问，“就因为他不懂，所以我们就要认了？就要按照他那套狗屁‘策略’，把案子查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让霍奇白死？让那些躺在街上的无辜者白死？”
“当然不！”我加重了语气，手指用力按了按他的肩膀，“但我们不能乱。凯文，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
我绕到他面前，强迫他看向我。他的眼神里充满了血丝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偏执的绝望。
“听着，”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埃利奥特是空降来的，他不熟悉这里的一切，他需要依赖我们，依赖本地的情报和行动经验。他想要‘稳妥’，想要‘符合公共利益’的结果，可以！但我们才是知道真相方向的人！”
我试图在他眼中重新点燃一丝理性的光。“他只是要求行动前报备，情报汇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更深入地梳理线索，寻找埃利奥特和他那套政治逻辑无法轻易抹去的、铁一样的证据！比如那个‘纽约客人’，比如武洛维奇和侯赛因背后真正的网络！这些，不是一个政客用‘策略’就能掩盖掉的！”
凯文的嘴角扯动了一下，露出一丝苦涩而扭曲的笑：“铁一样的证据？威尔，你还没看清楚吗？在这个地方，证据是可以消失的！就像仓库里那样！活口可以变成死人，线索可以炸成碎片！他们有一万种方法让真相永远沉默！”
“但那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快！不够隐蔽！”我坚持道，不愿放弃说服他，“埃利奥特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也转移了那些躲在暗处的人的目光。他们现在可能以为高枕无忧了，这恰恰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暗中调查，就像我们以前处理那些敏感案子一样。记住，凯文，时间在我们这边。只要我们不放弃，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霍奇的公道，我们必须用真正揪出元凶的方式来偿还，而不是……而不是把自己也搭进去。”
我最后这句话，意有所指。我担心他被愤怒冲昏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凯文沉默了很久，他眼中的狂怒渐渐被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情绪所取代。他看着我，眼神里似乎有挣扎，有一丝被我话语触动而产生的短暂动摇，但最终，那抹动摇沉了下去，被一种近乎悲凉的坚定所覆盖。
他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仿佛将所有的情绪都强行压回了心底。他抬手，用力抹了一把脸。
“你说得对，威尔，”他的声音平静了一些，但那平静之下，仿佛有暗流汹涌，“要沉住气。不能乱。”
他拍了拍我的胳膊，力道有些重。“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
我们重新坐回桌前，面对电脑屏幕和卷宗，像两个忠诚的、恪尽职守的联邦探员，开始“沉住气”，准备迎接被套上枷锁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