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年猪的油腻香气还未散尽，年的脚步便踩着腊月的寒意，一天紧似一天地来了。尽管家徒四壁，但黄土坡上的这个小院里，过年的仪式感却一样不少，甚至因为得来不易，而显得格外郑重。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
天一擦黑，郭桃花便从面缸里舀出最细白的一碗面粉——那是平日舍不得吃的，留着过年和待客用。她揉好面，不用发酵，直接捏出几个小巧的花馍馍。面在她粗糙却灵巧的手指间翻飞，一会儿便成了桃子、鲤鱼、元宝的形状，用洗净的红纸泡出的水，点上几点胭脂红。
寒新生凑在灶台边看，煤油灯的光把母亲专注的侧影投在熏黑的土墙上，竟有几分像庙里的菩萨。郭桃花把蒸好的花馍馍恭敬地摆在灶台正中，旁边放一小碗清水，几粒粗糖。然后点燃三根自制的、细细的麦草香，插在香炉里。
青烟袅袅升起，带着麦草燃烧特有的清香，缠绕着花馍馍甜丝丝的热气。郭桃花拉着寒新生，对着简陋的灶台拜了三拜，嘴里轻声念叨：“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寒新生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合十，鞠躬。他不太明白这仪式背后的深意，但那烟雾缭绕中母亲虔诚的神情，那平日里烟熏火燎的灶台此刻被赋予的神圣，还有那摆在那里、格外诱人却暂时不能吃的花馍馍，都让这个平凡的夜晚有了一种奇特的、令人屏息的氛围。仿佛灶王爷真的坐着那缕青烟，带着这家人的期盼，升到某个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腊月二十八，寒有福去了一趟镇上。回来时，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纸包，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挂一百响的鞭炮，用红色的薄纸卷着，捻子露在外面。
“给。”寒有福把鞭炮递给眼巴巴望着他的儿子。
寒新生接过来，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一元钱！能买两碗多凉皮，能买好些盐和火柴，但父亲用它换来了这挂小小的、红色的喜庆。他把鞭炮放在枕头边，每晚睡觉前都要摸一摸，听听那细小的、干燥的纸张摩擦声，仿佛能提前听见新年炸响的欢腾。
这份期待太磨人。到了腊月三十早上，天刚蒙蒙亮，寒新生再也按捺不住。他偷偷摸出鞭炮，跑到院子里，找到半截大人抽剩的烟头，深吸一口气，颤抖着手用烟头去点那截露出的捻子。
“嗤——”捻子点燃了，冒着细小的火花。
他吓得一哆嗦，下意识把鞭炮扔了出去。红色的鞭炮串在冰冷的黄土地上噼里啪啦地炸响，跳跃，碎红纸屑像惊慌的蝴蝶般四散飞溅。响声在山谷里激起短暂的回音，然后迅速被清晨的寂静吞没。
郭桃花从屋里冲出来，手里还拿着准备贴对联的糨糊刷子。看到一地的红纸屑和呆立在原地的儿子，她先是一愣，随即气得跺脚：“你个败家子！这是留着除夕晚上和初一早上放的！你现在放了，晚上放啥？初一早上放啥？”
寒新生低着头，看着脚下那摊喜庆的废墟，心里又是后怕又是懊悔。那顿骂他挨得心甘情愿，甚至觉得母亲的愤怒里，也有一丝对那过早消逝的“奢侈”的心疼。晚上守岁时，听着远近村落零星炸响的鞭炮声，自家院子里却一片寂静，他才真正体会到，有些期待需要忍耐，有些快乐必须等到恰好的时辰。
拜年，是寒新年里另一桩大事。
初一清晨，郭桃花天不亮就起来，把年前蒸好的白面馍馍——那是掺了少许玉米面，但已是家里能拿出的最好面食——从笼屉里拣出最圆正、表皮最光洁的，在柳条编的提篮里铺上干净的白布，把馍馍小心地码放进去。没有烟，没有酒，这一篮子馍馍，便是最朴实无华却也最真诚的年礼。
寒有福换上最干净、补丁最少的衣服，洗了脸，连耳朵后面都仔细擦了。寒新生也被母亲收拾得利利索索，尽管棉袄袖口还是短了一截。
父子俩提着篮子，踩着薄薄的晨霜和满地的爆竹红屑，开始挨家挨户拜年。
先是最亲的。大伯家，进门，寒有福带着儿子，朝着堂屋正中的位置，实实在在地跪下，磕一个头：“哥，嫂子，新年好！”起身后，大伯会笑着摸摸寒新生的头，塞给他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小红包，薄薄的，通常是一毛钱。有时会是一颗水果糖，糖纸在寒新生手心里闪闪发亮。
然后是坡上其他几户本家。张家、王家、刘家……进门，磕头，说吉祥话。山里人实在，拜年磕头是天经地义的礼节，是对长辈的敬重，也是对血缘亲情的确认。寒新生起初有些羞涩，但看到父亲坦然的神色，也渐渐学着挺直腰板，认真地跪下去，额头触到冰冷的地面，再起身。每一份回礼——无论是一毛、两毛，还是几颗瓜子花生——都带着手心的温度和新年的祝福。
给得最大方的是祖奶奶。她是寒家辈分最高的老人，快九十岁了，眼睛几乎看不见，耳朵也背。她坐在炕上，穿着浆洗得发硬的深蓝色大襟袄，听到寒有福报上名字，她摸索着拉住寒新生的手，枯瘦的手指像老树根。她把一个早就准备好的、折得方正正的红纸包塞进寒新生手里，又用那双看不见的眼睛“望”着他：“新生……好好念书……出息……”
寒新生展开纸包，里面是一张崭新的一元纸币。青绿色的“壹圆”字样，在昏暗的屋里显得格外清晰。这是巨款。他紧紧攥住，朝着祖奶奶的方向，又认真地磕了一个头。
去外婆家拜年，心情总是复杂的。山路似乎也格外漫长。
外婆家的院子比自家热闹，舅舅、姨妈家的孩子也多。拜年的仪式是一样的，磕头，说“外婆新年好，外公新年好”。外婆依旧坐在炕上，脸色比平日和缓些，递过来的红包也比别的亲戚厚一点——是两毛钱。外公依旧沉默，但在寒新生转身时，会飞快地往他口袋里塞一把炒花生。
午饭照例是丰盛的，有肉，有平时少见的菜。但寒新生吃得拘谨，总觉得那热闹是别人的，自己只是个来履行礼节的客。只有当摸着口袋里那两毛钱和花生时，才有一丝真实的、属于“年”的获得感。
所有的红包，寒新生都小心翼翼地攒着。晚上回到家，他躲在被窝里，就着煤油灯的光，把一个个或新或旧、或整齐或皱巴巴的毛票展开，抚平，仔细清点。
一毛，两毛，五毛……祖奶奶的一元像一颗明珠。
最后的总数让他心跳加速：九块七毛钱。
九块七！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能买多少本子，多少铅笔？能交多少学费？能让他多少天不必为午饭啃冷馒头而发愁？他把钱叠好，用那块包鞭炮的红纸重新包起来，压在枕头最底下。那一夜，他睡得格外踏实，梦里都是崭新纸币摩擦发出的、令人安心的沙沙声。
年，就在这虔诚的祭祀、过早点燃的鞭炮、带着体温的磕头、和枕头下那笔“巨款”带来的踏实感中，慢慢地流淌过去。它是清贫岁月里一次竭尽全力的装扮，是循环往复的劳作中一个明亮的顿号，是给予寒新生这样孩子的、关于仪式、关于亲情、关于微薄但珍贵的“拥有”的启蒙课。他知道，年过完，一切又会回到粗粝的原本模样。但有了这些红纸屑、压岁钱和磕头时额间冰凉的触感记忆，仿佛那前路的风雪，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