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花开到第三日，征丁令来了。
白纸黑字的告示贴在祠堂门口，浆糊还没干透，引来几只苍蝇“嗡嗡”地盘旋。保长李富贵背着手站在告示前，油光光的脸上看不出表情。村民围了一圈，伸长脖子看，但识字的人不多，只能互相打听：“写的啥？”
“每户出丁一名，十六至四十岁，男丁。”周先生的声音在人群后响起。老先生拄着拐杖，脸色蜡黄——自打私塾改成伤兵站，他就病了，咳嗽总不见好。
人群“嗡”地炸开。有哭的，有骂的，有转身就跑的——跑回去藏儿子，藏丈夫，藏家里还能扛枪的男人。
李子荣站在人群外围，心里算了算：李家，就他和父亲两个男丁。父亲四十三，刚过线；他十五，还差一岁。可征丁令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若适龄男丁不足，十五岁及以上者亦可征。
亦可征。三个字轻飘飘的，却能压断人的脊梁。
“明日卯时，祠堂抽签。”李富贵开口，声音洪亮得刻意，“按户抽，抽中‘去’字的，三日后随军。抽中‘留’字的，缓征一年。”
缓征一年。意思是明年还要抽。像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没有尽头。
人群散了，拖着脚步，像赶赴刑场。李子荣往家走，路过菱塘时停下。桐花落了一地，白茫茫一片，像未化的雪。几只白鹭在浅水处觅食，长腿轻点，姿态优雅，全然不知人间正在发生什么。
“阿荣。”
他回头，看见小桃红站在柳树下。她瘦了许多，月白的衫子空荡荡地挂在身上，辫梢的银铃铛还在，但声音哑了，大概是生了锈。当铺烧了之后，她家搬到了村西头，三间茅草屋，靠母亲给人缝补过活。
“你也看到了？”她问。
“嗯。”
两人沉默地站着。春风很暖，吹得柳条轻拂水面，荡起一圈圈涟漪。但这暖里带着腥气——是渡口方向飘来的，那里停了几艘运兵的船，船上飘着青天白日旗，旗子旧了，边角破损，在风里没精打采地飘。
“你会抽中吗？”小桃红轻声问。
“不知道。”李子荣说，“看命。”
命。这个字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心上。从前他不信命，信读书能改命，信努力能翻身。可现在，信什么？信抽签？信那一支不知道写“去”还是写“留”的竹签？
“要是抽中了……”小桃红的声音哽住了，“怎么办？”
李子荣答不上来。他想起码头扛活的日子，想起肩膀上的老茧，想起烧酒浇在伤口上的疼。那些苦，是为了活着。可现在，抽中“去”字，可能连苦的机会都没有——枪子不长眼，不会因为你扛过多少麻袋、吃过多少苦，就绕着你走。
“我等你。”小桃红忽然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不管多久，我都等。”
李子荣看着她。春光照在她脸上，那张脸还很稚嫩，但眼睛里有种超越年龄的东西——是苦水里泡出来的坚韧，是绝境里生出的固执。他想起母亲扑向火堆前的那一眼，想起父亲送他上码头时佝偻的背，想起周先生烧书时颤抖的手。
这世道，把人逼成了什么样？
“别等。”他说，声音干涩，“万一……”
“没有万一。”小桃红打断他，“你会回来的。像你爹说的，‘只要窖在，根就在’。你在，我的根就在。”
我的根就在。这话太重，重得李子荣不敢接。他低下头，看着脚下的桐花。花瓣洁白，但边缘已经开始发黄，像被火燎过。春天才刚开始，花就要谢了。
—
抽签那日，天还没亮，祠堂前就挤满了人。
青壮年男子站在前排，老的、小的、女人站在后排。没人说话，只有压抑的喘息和偶尔的咳嗽。空气里有汗味，有烟味，还有恐惧的味道——那味道酸涩，黏稠，像梅雨季节发霉的墙壁。
李子荣站在父亲身边。李守业一夜没睡，眼窝深陷，胡子拉碴。他看看儿子，想说什么，但嘴唇翕动几下，终究没出声，只是伸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那只手很重，拍得李子荣肩胛骨生疼。
保长李富贵来了，身后跟着两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腰挎盒子炮，面无表情。李富贵手里捧着个竹筒，筒里插着一把竹签。签子露出的部分一般长，看不出区别。
“按户来。”李富贵清了清嗓子，“叫到名字的，上来抽。”
他开始念名字。每念一户，就有一个男人走出来，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伸手进竹筒，颤抖着抽出一支，看一眼——有的是“去”，有的是“留”。抽中“去”的，脸色瞬间灰败，有人当场瘫倒在地；抽中“留”的，松一口气，但随即又绷紧——明年还要抽。
“李守业。”
李守业走上前。他的手在抖，伸进竹筒时，竹签碰撞，发出“哗啦啦”的轻响。他抽出一支，低头看。
“留”。
他愣了一瞬，然后猛地转身，看向儿子。眼神复杂——有庆幸，有愧疚，有痛苦。他抽中了“留”，意味着下一轮，轮到李子荣。
李子荣迎上父亲的目光，轻轻点了点头。也好，父亲年纪大了，去前线是送死。他还年轻，也许……也许能活下来。
“李子荣。”李富贵念道。
人群一阵骚动。有老人叹气：“这孩子才多大……”有女人抹眼泪：“作孽啊……”
李子荣走上前。祠堂的青砖地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反射着晨光。他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同情的，庆幸的，麻木的。他走到竹筒前，看着那些一模一样的竹签。
命运就在这些竹签里。抽一支，定生死。
他伸出手。手很稳，出乎意料地稳。也许是码头扛活练出来的，再重的麻袋都能稳住，何况一支竹签？
指尖触到竹签，冰凉。他捏住一支，缓缓抽出。
竹签末端露出两个字：去。
黑色的墨，新鲜的，还没干透。笔画粗重，像用尽了力气写的，要把这两个字刻进抽签人的命运里。
“去”字露出来的瞬间，祠堂里一片死寂。连呼吸声都停了。所有人都看着那支签，看着那个字，看着这个十五岁的少年。
李守业冲过来，一把夺过竹签，反复看，像是要看出花来。但字就是字，黑是黑，白是白，改不了。
“保长！”他转向李富贵，声音嘶哑，“孩子还小，差一岁才十六！能不能……”
“令上写了，十五岁及以上亦可征。”李富贵打断他，语气公事公办，“抽中了，就是命。”
“我替他去！”李守业吼道，“我今年四十三，还没过线！”
“按户抽，抽谁是谁。”李富贵摇头，“规矩不能坏。”
“规矩？人都要死了，还要什么规矩！”李守业眼睛红了，像要喷火。
就在这时，人群后面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我去。”
所有人都回头。
是老张头。
他从人群后挤过来，步履蹒跚，但腰板挺得笔直。脸上那个“盗”字在晨光里格外刺眼，墨色渗进皱纹里，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走到李富贵面前，伸手去夺李子荣那支“去”签。
“老张头，你干什么！”李富贵皱眉。
“我替他去。”老张头说，声音平静得可怕，“我脸上有字，到哪都是贼。去前线，死了，也算是为国捐躯，洗刷罪名。”
这话说得坦然，坦然得让人心酸。祠堂里有人低下头，有人转过脸去。那个“盗”字，牛桥村的人看了几十年，指指点点了几十年。可现在，这个“贼”要替一个清白的孩子去送死。
李守业愣住了。李子荣也愣住了。他看着老张头，看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看着那个刺字，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井台边，老人讲的那个故事——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为了救弟弟，偷军粮，被刺字。
现在，他又要为了救一个没有血缘的孩子，去另一个“军”里，也许死，也许……还是被当成贼。
“老张头……”李守业开口，声音哽咽。
“别说了。”老张头摆摆手，转向李富贵，“行不行？”
李富贵看着老张头，又看看手里的名册。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头：“不行。”
“为什么？”老张头问，“我能扛枪，能走路，不比年轻人差！”
“不是这个。”李富贵指着他的脸，“刺面者，不收。”
刺面者不收。
五个字，像五记耳光，抽在老张头脸上，抽在所有人心上。
老张头怔住了。他下意识抬手，摸了摸脸上的刺字。摸得很轻，像怕碰疼了。然后他笑了，笑容苦涩得像黄连：“是啊……刺面者，连当兵的资格都没有。活着是贼，死了……还是贼。”
他说完，转身，蹒跚着往外走。背影佝偻，像一株被霜打蔫的老树。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没人说话，没人敢看他脸上的刺字——那个字此刻不再是耻辱的标记，而是一个巨大的、血淋淋的嘲讽：这世道，连送死都要挑干净的。
李富贵清了清嗓子，继续流程：“抽中的，三日后渡口集合。现在……绑上。”
那两个穿灰军装的人走过来，手里拿着麻绳。李守业挡在儿子面前：“孩子还小，不用绑！”
“规矩。”其中一个士兵说，声音冰冷，“怕跑。”
麻绳套上李子荣的手腕。绳子粗糙，磨得皮肤生疼。士兵绑得很紧，勒进肉里，很快出现一圈红痕。李子荣没挣扎，只是看着父亲，看着这个一夜之间老了许多的男人。
“爹，”他说，“照顾好自己。”
李守业的眼泪终于流下来。这个扛过饥荒、扛过战火、扛过丧妻之痛的男人，此刻哭得像个孩子。他伸手想摸儿子的脸，但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只是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渗出血来。
“阿荣……”他呜咽着，“爹没用……爹护不住你……”
“不怪爹。”李子荣说，“是命。”
命。又是这个字。现在他信了。
士兵拉着绳子，要带他走。就在这时，人群中冲出一个身影。
是小桃红。
她挤到最前面，头发散了，脸色苍白，眼睛红肿——显然哭过。她手里攥着个布包，塞进李子荣被绑着的手里：“带着……路上吃。”
布包里是几个窝头，还温着。李子荣接过，感觉到她手指的冰凉。
“桃红……”他唤。
“别说。”小桃红摇头，眼泪掉下来，“我等你。一年，十年，一辈子，我都等。”
士兵不耐烦了，拉了拉绳子：“走了！”
李子荣被拖着往外走。他回头，最后看了一眼祠堂，看了一眼父亲，看了一眼小桃红。父亲跪在地上，双手捂脸，肩膀剧烈颤抖。小桃红站着，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接一颗往下掉。
人群默默让开一条路。有人叹息，有人抹泪，有人别过脸去。桐花还在落，落在青石板上，落在士兵的肩章上，落在李子荣被绑着的手腕上。
白色的花瓣，像送葬的纸钱。
—
出了村，走上通往渡口的土路。
两个士兵一前一后，李子荣在中间。绳子牵在后面的士兵手里，像牵牲口。路两边是稻田，秧苗刚插下，绿油油的一片，在春风里轻轻摇摆。远处有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着柳笛，笛声悠扬，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多奢侈的词。
李子荣走着，手腕上的绳子越勒越紧，磨破了皮，血渗出来，染红了麻绳。他感觉不到疼，只是麻木地走。布包还在手里，窝头的温热透过粗布传到掌心，那是小桃红最后能给的一点温暖。
走出一里地，后面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阿荣！阿荣！”
是小桃红的声音。李子荣猛地回头，看见她追来了。她跑得很快，辫子散了，头发在风里乱飞。月白的衫子沾了泥土，下摆撕破了，但她不管，只是跑，拼命地跑。
“站住！”后面的士兵喝道。
小桃红没停，反而跑得更快。她追上来，喘着粗气，脸色通红，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流了满脸。
“你……你怎么来了？”李子荣问。
“我……我送你……”小桃红喘着，从怀里掏出个东西，塞进李子荣被绑着的手里，“这个……你带着。”
是个小小的荷包，蓝底白花，绣工粗糙，但针脚细密。荷包鼓鼓的，里面不知装着什么。
“是什么？”
“你别管。”小桃红说，“带着就行。”
前面的士兵回头，不耐烦地催促：“快走！误了时辰，吃罪不起！”
李子荣被拉着继续往前走。小桃红跟在旁边，一边走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说：“你要活着……一定要活着……我会等你的……一直等……”
“回去吧。”李子荣说，“路远。”
“不，我再送送。”小桃红固执地说。
又走了一里。土路变成了碎石路，硌脚。小桃红的布鞋磨破了，脚趾露出来，渗着血。但她还在跟着，一步不落。
“桃红，”李子荣停下脚步，“别送了。再送，你回不去了。”
小桃红看着他，眼泪又涌出来。她忽然扑上来，抱住他，抱得很紧，像要把他嵌进身体里。她的身体在抖，抖得像风中的叶子。
“阿荣……”她在他耳边说，“我……我喜欢你。从在私塾窗外听你背书那天起，就喜欢你。你要回来，一定要回来，回来娶我。”
李子荣愣住了。他感觉到小桃红的眼泪滴进他的衣领，温热，滚烫。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士兵用力拉开小桃红：“够了！再闹，把你一起绑了！”
小桃红被推倒在地。她爬起来，还想追，但脚疼得厉害，踉跄了一下，又摔倒了。这次摔得重，手掌擦破了，血混着泥土。
她坐在地上，看着李子荣被越拉越远，忽然放声大哭。哭声凄厉，像受伤的鸟，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
李子荣回头看她，看她坐在尘土里，看她哭得浑身颤抖，看她伸着手，像要抓住什么，但什么也抓不住。
就在这时，小桃红辫梢的银铃铛，掉了。
也许是跑的时候松了，也许是摔的时候扯断了。那枚小小的、陪了她十几年的银铃铛，从辫梢脱落，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叮”的一声，掉进路边的泥沟里。
泥沟很脏，积着黑绿色的污水，漂着腐烂的草叶。银铃铛落进去，瞬间沉没，只冒了几个气泡，就消失了。
像一段时光，一段记忆，一段还没开始就注定要结束的感情，沉进了泥沼里，再也找不回来。
小桃红看见了。她爬向泥沟，伸手去捞，但捞不到。污水沾满了她的手，沾满了她的衣袖，但她不管，只是捞，拼命地捞。
“铃铛……我的铃铛……”她哭喊着。
李子荣看着她，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疼得喘不过气。他想回去，想帮她捞，想捡回那个银铃铛，捡回那些在私塾窗外偷听的日子，捡回杏花开时一起走过的巷子，捡回所有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开始就结束的承诺。
但绳子拉着他，不容回头。
“走！”士兵喝道，用力一扯。
李子荣被扯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最后看了一眼小桃红——她还趴在泥沟边，手伸进污水里，哭着，捞着，像个丢了最珍贵东西的孩子。
然后他转回头，不再看。
因为再看，心会碎。
路还在延伸，看不到尽头。远处的渡口，青天白日旗在风里飘，像在招手，也像在告别。
春风很暖，但吹在身上，冷得像冰。
桐花还在落，落了一路，像一场永远下不完的雪。
而十五岁的李子荣，手腕绑着麻绳，怀里揣着温热的窝头和绣工粗糙的荷包，走向那个叫“前线”的地方。
走向未知的命运。
走向可能再也回不来的远方。
身后，小桃红的哭声越来越远，终于听不见了。
只有风，只有桐花落地的声音，只有士兵皮靴踩在碎石路上的“咔咔”声。
像送葬的鼓点。
一步一步，敲碎春天，敲碎少年，敲碎所有关于明天的幻想。
从此，牛桥村的李子荣死了。
活下来的，是士兵李子荣。
或者，是炮灰李子荣。
谁知道呢？
命运的那支签，已经抽完了。
“去”字黑得刺眼，像判决，像墓志铭，像这个时代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无法抗拒的烙印。
而他们，只能接受。
因为不接受，还能怎样？
活着，就是接受。
哪怕接受的是死亡。